以色列并不是唯一一个与加沙地带关系紧张的中东国家。尽管埃及在当前的战争中没有参战，但在过去16年里，埃及在加沙人的贫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它与以色列一起封锁了加沙地带周围的空中、陆地和海上边界。
至少从2007年以来，将哈马斯赶出西奈半岛一直是埃及政府的当务之急。当时，这个伊斯兰组织在一场短暂的内战中击败了以拉马拉为基地的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队。开罗认为，哈马斯的成功可能会激发埃及的极端分子，因此封锁加沙地带既符合埃及的利益，也符合以色列的利益。
加沙的上一轮暴力事件发生在2014年，也就是埃及少将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发动政变推翻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成员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后一年。当时，埃及领导人认为，让以色列对哈马斯造成致命打击，将大大减少伊斯兰对两国的威胁。哈马斯本身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创建的兄弟会巴勒斯坦分支。因此，埃及私下建议以色列摧毁哈马斯。但以色列人表示反对，担心可能导致混乱和权力真空。
今天，情况正好相反。以色列的目标是摧毁哈马斯，而埃及则警告说，冲突会升级，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会陷入困境。塞西总统在拉法过境点以西约一小时车程的一个城市为加沙地带的居民收集了数吨援助物资，他要求以色列国防军允许卡车进入。他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期间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平民的集体惩罚。然而，尽管塞西义愤填膺，但他并没有向寻求躲避以色列空袭的巴勒斯坦人开放埃及边境。
对这位埃及领导人来说，加沙和正在撕裂加沙的战争是一个国内政治难题。首先，埃及和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深深交织在一起。上世纪30年代，埃及人，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是阿拉伯世界中最早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发出警告的人之一。1956年至1970年，埃及革命领袖、第二任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将以色列的建立与埃及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在反抗的殖民掠夺联系在一起。纳赛尔在言辞上把自己定位为不仅是埃及事业的捍卫者，也是阿拉伯事业的捍卫者，在这些事业中，他和他的同时代人认为没有比巴勒斯坦更伟大的事业了。对于许多沉浸在这种世界观中的埃及人来说，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总统1978年与以色列达成的和平令他们迷失了方向。该协议减轻了与以色列对抗的军事负担，但放弃了理想、原则和身份，掩盖了这些物质利益。因此，许多埃及人认为萨达特的单独和平是非法的。
因此，塞西被夹在历史、道德和地缘政治必要性之间。他的两位前任都被推翻了:2011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总统，2013年塞西自己发动的政变推翻了穆尔西。塞西正在小心自己的后路，他必须知道，在2011年发挥作用的一些组织，其起源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Second Intifada)期间动员声援巴勒斯坦人的活动人士。此外，以色列在埃及公众中非常不受欢迎，总统塞西似乎也是如此。当他上台时，他向埃及人承诺繁荣、安全以及更有效的治理。相反，他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危机、腐败和胁迫。
因此，对塞西来说，加沙地带的危机既是一个外交政策问题，也是一个国内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埃及外交部10月7日发表的声明——显然不是用英文发表的——甚至没有提及哈马斯的恐怖袭击，而是警告说，在“对巴勒斯坦城市发动一系列袭击”之后，以色列的紧张局势升级将带来后果。在以色列空袭加沙几天后，塞西表示，以色列人已经越过了“集体惩罚”的门槛。
这些声明试图让塞西站在埃及公众舆论的正确一边，但又不至于激怒以色列及其在美国的盟友——尤其是在美国国会——一些议员试图惩罚塞西糟糕的人权记录。在过去的44年里，以色列人已经习惯了埃及人的谩骂;他们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塞西和埃及武装部队依靠以色列来保障西奈半岛的安全。
最终，巴勒斯坦平民的困境并没有促使塞西打开人道主义走廊。埃及领导层原则上坚持加沙是以色列的责任，它不希望西奈半岛出现难民问题。开罗的官员担心，允许成千上万的加沙人在埃及的土地上避难，会给以色列提供机会，把加沙地带扔给埃及。从1949年到196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及一直占领着加沙地带。对加沙的责任，或者对大量涌入的难民的责任，可能会在这个国家破产并有自己的安全问题的时候破坏埃及的稳定。
因此，加沙给塞西带来了一个两难境地:让巴勒斯坦人民听天由命，更不用说与以色列或美国合作了，这将与塞西迫切需要保持的公众情绪相冲突。但对加沙人真正的人道主义会破坏紧张而脆弱的政治平衡。解决这一困境需要塞西从未表现出的娴熟的政治和外交手腕。他更倾向于尝试用暴力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不太可能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带来多大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