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屠杀以来，世界上大多数犹太人都把他们的信仰放在两个政治项目之一:以色列国和美国的自由主义。
在以色列，犹太人在1948年后控制了一个国家，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国家在霍布斯的国际事务世界中保护自己。与此同时，美国自由主义的目标是一种由法治强制执行的多元化政治。美国犹太人帮助扩大了这一体系，并在20世纪和21世纪蓬勃发展。
10月7日哈马斯在以色列南部的大屠杀动摇了犹太人对以色列国家保卫其人民能力的信心。在美国的犹太人不会面临那种程度的人身威胁。但精英大学对以色列大屠杀的反应动摇了一些犹太人对美国自由主义主要机构的信心。
在一些校园里，学生团体基本上是在为哈马斯辩护，而许多大学本身在对这次袭击采取机构立场方面一直犹豫不决。康奈尔大学校长在最初的信中宣称:“人类生命的丧失总是悲剧性的，无论是由恐怖主义、战争或大规模枪击等人类行为造成的，还是由地震、火灾或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的。”
这种不温不火的态度引发了包括捐助者在内的政治反抗。前犹他州州长洪博培宣布，他的家族基金会将切断对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捐款。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校长致信哈佛大学(Harvard)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称这两所大学是“让我们失望的智慧灯塔”。记者巴里·韦斯抓住了一种普遍的情绪，她写道:“校园管理人员——在气候变化、乌克兰战争和罗伊诉韦德案上如此迅速地发表声明——在大屠杀面前却保持沉默或含糊其词。”
对象牙塔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重要的是，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支持者不要从这一事件中吸取错误的教训。今天美国精英大学的组织意识形态不是自由探究和自由中立;这是身份政治。在身份政治下，被视为边缘化的群体有权得到肯定。但犹太人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好的身份政治客户群体。因此，当犹太人要求大学像承认其他事业一样，承认一项贴近他们内心的事业时，他们是在拉动一台坏掉的机器上熟悉的杠杆。
为什么犹太人没有在受优待群体的万神殿中获得一席之地，他们应该得到大学官方的同情和认可?首先，事实是美国的犹太人——至少是非正统派犹太人最有可能在大学校园里有代表——可能相对富裕。在进步主义框架中，这将犹太人与其他少数民族区分开来。2020年，加州考虑了一项高中种族研究示范课程(州长加文·纽森最终阻止了它)，该课程指导学生写一篇关于“犹太人和爱尔兰裔美国人获得种族特权”的文章。
但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犹太人的人口结构，而是社会正义意识形态本身。“尽管其反对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目标值得称赞，”学者帕梅拉·帕累斯基(Pamela Paresky)在2021年的犹太杂志《Sapir》上写道，批判种族理论“依赖于贪婪、挪用、不应得的特权和隐藏的权力——这些主题令人想起熟悉的反犹太阴谋论。”如果历史的驱动力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那么犹太人属于哪一类呢?以群体为基础的左倾或右倾的本质主义思想对犹太人来说很少有好结果。
美国犹太人及其支持者要求大学承认犹太人在以色列大屠杀后遭受的苦难，这是在按身份政治的规则行事。这是公平的游戏:他们要求像对待其他受害群体一样对待犹太人——也许大学在压力下会暂时遵守这些要求。然而，从长远来看，这是一场犹太人赢不了的战斗。
与其试图从身份政治的利益体系中分一杯羹，犹太人不如鼓励大学保持中立:正如芝加哥大学1967年的卡尔文报告(Kalven Report)所说，“大学是批评者的家园和赞助者;它本身并不是批评家。”但这与批判理论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后者认为自由中立本身就是压迫性的。对卡尔文原则的忠诚意味着，当大学把自己的机构力量放在各种各样的进步事业背后时，要予以反击。
哈马斯大屠杀的余波应该让有影响力的人认真审视一下高等教育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大学培养并赋予其声望的“抵抗”和“非殖民化”批判理论，绝大多数，有时甚至是恶毒地反以色列。但答案不可能是任由学术身份政治肆意发展，只要犹太人是受益者之一。这是行不通的，如果大学被视为煽动和鼓励身份政治，除了针对犹太人的时候，这可能会进一步激起反犹太主义。这个问题需要从根源上加以解决。
在以色列，大屠杀后的犹太人正在重建他们的防御，也许，弥合他们的一些政治分歧。美国犹太人最具成效的承诺不是在批判理论的受害者中争取一席之地，而是振兴美国腐朽的自由主义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