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允许美国大学在招生中有限考虑种族因素45年后，最高法院于6月29日改变了方针。高等教育中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计划，以6比3的多数得出结论，违反了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
“学生争取公平录取”诉哈佛(与“学生争取公平录取”诉北卡罗来纳大学合并)一案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平权法案几十年来一直悬于一线，在1978年加州大学诉巴克案、2003年格鲁特诉博林格案和2016年费舍尔诉德克萨斯大学案中，有种族意识的招生以一票之差侥幸过关。当六名大法官组成的保守派多数派对使用种族标准深表怀疑时，平权法案的消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这份长达237页的意见书——除了塞缪尔?阿利托、艾米?科尼?巴雷特和埃琳娜?卡根以外的每一位大法官都撰写了自己的意见书——表明，在如何处理美国遗留下来的种族歧视问题，以及法律应允许采取何种改善措施等问题上，深刻的分歧依然存在。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多数派意见中回顾了平权法案判例的历史，并重申了他在2007年撰写的一份声明，当时他刚上任两年。他在“参与社区学校的家长诉西雅图案”中写道:“停止种族歧视的方法就是停止基于种族的歧视。”16年后，这位局长提出了更简洁的说法:“消除种族歧视意味着消除一切。”他引用1886年的一项裁决继续说道，平等保护条款“适用于‘不考虑任何种族、肤色或国籍的差异’——它是‘普遍适用的’”。
几十年来，最高法院支持平权法案的理由基础是“多元化学生群体带来的教育利益”。尽管招生官员被禁止使用种族配额来使他们的班级多样化，但他们可以把种族作为一个“加分因素”——这是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可以让黑人或西班牙裔申请人比同样合格的非弱势少数民族学生更有优势。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抨击了这一妥协。他发现，哈佛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在招生秘诀上宣称的好处——“培养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未来领导者”、“促进思想的有力交流”、“让毕业生‘适应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既不具体，也无法衡量。“即使这些目标可以以某种方式衡量，”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问道，“法院如何知道这些目标何时达到，以及种族偏好的危险补救措施何时可能停止?”
多数人的批评更为深刻。这项裁决质疑了大学声称要接受的多样性概念，并发现种族“分类本身在很多方面是不精确的”。将“所有亚洲学生”归为一类，显示出对“南亚或东亚学生是否得到充分代表”缺乏兴趣。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写道，虽然大学声称关心纠正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但他们“显然更喜欢一个15%的学生来自墨西哥的班级，而不是一个10%的学生来自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班级，仅仅是因为前者比后者包含更多的西班牙裔学生”。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总结时提出了一项沉重的指责:大学“长期以来”一直将“个人身份的试金石”视为“战胜挑战、培养技能或吸取教训，而不是他们的肤色”。
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和克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两人都加入了对方的意见书，法官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也加入了两人的意见书)毫不留情地提出异议，指责多数人放弃了一项有助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为高等教育和美国社会带来更多包容性和平等的工具。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写道，这一决定将对“一个地方性的种族隔离社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在这个社会中，种族一直很重要，而且将继续很重要”。在与撰写了58页意见书的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的辩论中，杰克逊坚持认为，考虑种族的招生政策符合对第14修正案的最初理解，在今天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工具。托马斯法官对该修正案的盲目解读，她写道，“拒绝看到，更不用说解决房间里的大象——与种族有关的不平等，它继续阻碍着我们伟大国家充分发挥潜力”。
尽管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多数意见书彻底否定了系统性的种族考虑，但还是留下了两扇窗。首先，它承认允许对申请人种族身份的影响进行个性化考虑:“本意见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应被解释为禁止大学考虑申请人关于种族如何影响他或她的生活的讨论，无论是通过歧视、激励还是其他方式”。其次，在一个影响深远的脚注中，该意见书免除了西点军校(West Point)和海军学院(Naval Academy)等军校的种族歧视招生禁令。首席大法官在去年秋天的口头辩论中提出了这项豁免。这似乎是在尊重副检察长的说法，即在军事训练的背景下，种族多样性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在杰克逊法官看来，将军校分出去是一种懦弱的举动，其依据是这样一种观念:“高等教育中的种族多样性只有在为美国黑人和其他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族裔做好准备，以便在地堡(而非董事会)取得成功时，才有可能得到保留。”索托马约尔法官称第一条警告是“涂在猪身上的口红”，只是为了“挽回面子”。但在结案陈词中，索托马约尔法官似乎对这个狭窄的开端表示欢迎。她写道:“尽管最高法院已经在大学招生中排除了几乎所有种族因素，但大学可以也应该继续利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满足社会对教育多样性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