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8日周日上午，叙利亚和中东见证了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之一：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倒台。这一历史性的事件没有发生这不仅标志着叙利亚残酷独裁统治的结束，而且对该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动态，特别是对伊朗政权，具有深远的影响。
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多次为其政权在该地区的昂贵干预辩护，强调其战略重要性，他说：“如果我们不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作战并投入资源，我们将不得不在克尔曼沙阿（Kermanshah）、哈马丹（Hamedan）和其他省份的街头作战。”同样，神职人员侯赛因·塔布（Hossein Taeb）宣布，“如果敌人袭击我们，并试图占领叙利亚或胡齐斯坦，我们的首要任务必须是保护叙利亚。如果我们守住叙利亚，我们也可以夺回胡齐斯坦。但如果我们失去了叙利亚，我们也无法守住德黑兰。”
伊朗政权一直认为叙利亚的沦陷是其自身的战略失败。从叙利亚危机开始，毛拉们就通过广泛的军事、金融和意识形态干预，把阿萨德政权的生存放在首位。然而，有几个关键因素表明这一战略是失败的：
1. 削弱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真主党：伊朗政权依赖叙利亚作为后勤和作战中心，向真主党提供武器和人力。阿萨德的倒台摧毁了这个关键的支持基地，极大地削弱了真主党在黎巴嫩和该地区的力量。
2. 伊朗的国内危机：民众起义、经济崩溃和国际压力削弱了该政权维持其代理力量的能力。这一点，再加上真主党的军事挫折和毛拉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影响力日益减弱，为阿萨德的倒台铺平了道路。
阿萨德的倒台主要是叙利亚人民对阿萨德家族40多年独裁统治的持续斗争和抵抗的结果。由于无情的镇压，最初的民间抗议演变为广泛的武装起义。这种抵抗凸显出，面对公众的集体决心，政府的控制力是多么脆弱。
叙利亚的经验再次强调，在对抗阿萨德、沙阿或哈梅内伊等政权时，武装斗争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公民不服从和非暴力抵抗往往被证明是不够的，甚至延长了压迫政权的寿命。
对伊朗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宝贵的教训。阿萨德的倒台表明，建立在内部镇压和地区干预基础上的政权非常容易受到有组织的革命起义的影响。
叙利亚革命与1979年的伊朗革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伊朗人民在反君主制的起义中拆毁了象征君主制的礼萨国王和穆罕默德礼萨国王的雕像一样，他们也打开了监狱的大门，将被拘留者从国王的酷刑室中解放出来。同样，在叙利亚，人民通过拆除阿萨德王朝的象征，推翻其残酷的独裁统治，表达了对数十年来腐败和压迫的愤怒。他们还打开了阿萨德监狱和酷刑设施的大门，释放了他的压迫政权的无数受害者。
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逃往俄罗斯，与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的逃亡如出一辙，突显出这两位独裁者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都试图否认自己的暴行，但历史已经——并将继续——以不同的方式来评判他们。
阿萨德政权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RGC）在赛德纳亚（Saydnaya）这样的监狱里犯下的暴行令人震惊和震惊的画面，揭示了这种独裁统治的残暴程度。他们还揭露了阿萨德是伊朗政权的傀儡。这些暴行有力地说明了专制政府的现实，比如伊朗的毛拉政权。
此外，这些暴行暴露了全球大国奉行的可耻的绥靖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损害了人权，而且助长了暴君的气焰，使类似希特勒可怕罪行的暴行得以重现。
1. 严重削弱伊朗政权：多年来，哈梅内伊一直认为，他的政权的生存取决于其在叙利亚的存在。阿萨德的倒台标志着德黑兰失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支柱，大大增加了该政权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压力。
2. 削弱真主党：真主党长期以来一直受益于通过叙利亚获得的后勤和军事支持，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个战略基地，使其更容易受到内部和外部挑战的影响。
3. 减少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阿萨德的垮台限制了毛拉在伊拉克和该地区其他地区施加影响的能力，进一步在国际上孤立该政权。
叙利亚革命反映了伊朗潜在的未来。正如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被人民的意志所打倒一样，毛拉政权同样容易受到日益增长的民众起义以及其国内和地区权力基础受到侵蚀的影响。阿萨德的倒台表明，有组织的革命斗争是被压迫国家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