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的智利律师卡米拉·拉米雷斯(Camila Ramirez)不想放弃自己的自由和幸福来成为一名母亲，而且她并不孤单。
在过去的十年里，智利的出生率下降了29%，现在是美洲出生率最低的国家。
根据国家统计局(INE)的数据，拉丁美洲国家每个妇女生育1.17个孩子，远远达不到维持其人口所需的2.1个。
“做母亲绝对是一项无私的工作。我喜欢旅行，当我去旅行时，我一个人去。我没有问任何人。我就这样消失了，”拉米雷斯说，她正在平衡自己的工作和硕士学位。
她补充说:“我无法想象自己负责喂养和娱乐孩子，总是把孩子的健康和照顾放在自己的健康之上。”
出生率的下降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警觉，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就连教皇方济各也加入了进来，他认为养宠物而不养孩子的夫妇是自私的，是对人类的威胁。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智利的出生率低于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等发达经济体。
“智利社会在生育方面的变化非常迅速和突然。在欧洲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智利只用了10到20年。”天主教大学社会学家Martina Yopo说。
智利女性获得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尤其是自2008年大学免费以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也有所增加。
随着生育自主权的增加，“今天做一个女人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做一个母亲，有一个家庭并不一定要有孩子，”Yopo补充道。
国家统计局预测，智利的出生率将在未来几年继续下降，即使增加移民也无法扭转这种局面。
“这是一场紧急情况，一场健康危机。从经济、社会和伦理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智利生殖医学协会主席阿尼巴尔·斯卡雷拉说。
经济学家豪尔赫·贝里奥斯(Jorge Berrios)表示，出生率的下降意味着“将有很多老年人，他们很可能不得不继续工作。”
“人们和经济都没有代际更新。”
与许多国家一样，性别不平等意味着许多职业女性知道，如果她们成为母亲，她们将承担养育子女的主要负担。
Yopo说，在儿童保育等领域，国家的支持也很少。
女性选择晚育，去年智利三分之一的新生儿年龄在30岁至34岁之间。这一趋势导致不孕不育的人数上升。
斯卡雷拉说:“我们并不是在帮助人们协调事业发展和怀孕的愿望。”斯卡雷拉希望改善辅助生育和卵子保存的途径。
理疗师塔玛拉·古兹曼(Tamara Guzman)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母亲，她一直在推迟这个决定。如今41岁的她已经结婚，她觉得自己负担不起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抚养孩子的费用。
“一切都很贵。我在我的母亲朋友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她们超级累，黑眼圈，因为要付保姆或幼儿园、尿布和牛奶的钱而感到压力。如果我有更多的收入，是的，我会考虑的。”
银行业高管伊西多拉·鲁杰尼(Isidora rugerni)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和世界现状感到愤怒，四年前，年仅21岁的她决定接受绝育手术。
她说:“我觉得世界上有很多邪恶，很多不公正，于是我开始了‘反出生论’，这是一种哲学，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生孩子是不道德的。”
“作为一个没有亲生孩子的女性，我可以做更积极的行动，影响社会，”她说。
鲁格罗尼说，她想成为一名养母，并“收养所有我想要的动物”。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过去的20年里，智利的青少年怀孕率下降了80%。
不愿做父母的不仅仅是女性:该机构称，在过去10年里，智利进行输精管切除术的数量增加了近10倍，从2013年的768例增加到2023年的7580例。
与此同时，公立医院的女性绝育手术同期增加了54%。
